您现在的位置: 首页 >> 地方史料 >> 史实本末 -> 正文
淄川地区工农运动风起云涌
作者:佚名   来源:NET/DXZM   点击:1778   时间:2015/12/22   编辑:admin
减小字体增大字体 
 

淄川,是工农运动兴起较早,发展活跃的地区。淄川,盛产煤炭,是淄博矿区的中心,拥有一支强大的工人阶级队伍。淄川,城乡交错,工人多来自农村,工农之间有着天然的联系。中共山东党组织从创建起便把淄川地区作为其工作重点之一,多次派人深入矿区和附近农村,积极宣传马克思主义,启发工农群众的政治觉悟,开展革命工作。

  一、工人运动的兴起

  1921年7月,中国共产党正式成立。党的一大后,中国共产党集中主要力量领导工人运动,确定了“基本任务是成立产业工会”、“在工会里灌输阶级斗争的精神”。从1922年至1923年,全国工人阶级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从南到北,在全国范围内掀起了一次大规模的工人运动高潮。

  1921年8月,公开领导全国工人运动的总机关----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成立。1922年5月,为了交流各地开展工人运动的经验,中国共产党通过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在广州召开第一次全国劳动大会,王用章作为山东印刷工会的代表参加了大会。大会讨论通过了《八小时工作制案》、《罢工援助案》、《工会组织原则》、《在全国总工会未成立以前,承认中国劳动组合部为全国总通讯机关案》等9项决议案。第一次全国劳动大会,确立了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在工人运动中的领导地位,并引导工人阶级走上了团结统一的道路,使工人运动迅猛发展起来。

  1922年6月,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山东分部成立后,中共一大代表、山东党组织的主要负责人王尽美派参加第一次全国劳动大会归来的王用章到淄博矿区,开展矿工运动。下旬,王尽美在召开了山东第一个工会组织----津浦铁路济南机车厂工会成立大会后,立即赶到淄博,亲自指导建立了淄博矿区的工会组织----山东矿业工会淄博部,机器工人陈锡五当选为主席。  在成立大会上,淄博矿工第一次喊出“团结起来,组织起来,反对资本家的剥削与压迫,争取自身解放”的口号。

这个工会,是淄博最早的工会,它一诞生就得到了工人们的积极拥护,参加者几乎遍布淄川、博山各煤矿。虽然在它成立后不久,日本人便出动宪兵百般阻挠,残酷镇压了这一工人组织,但它的建立则标志着淄博煤矿工人开始由“自在的阶级”转变为“自为的阶级”。它的建立对处于受剥削受压迫状态中的工人阶级的觉醒,对今后工人运动的蓬勃发展,对建立淄川地区党的组织,都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更为深远而重要的意义是,它唤醒了广大矿工团结斗争的意识,扩大了党在群众中的影响,对推动今后淄博矿区的工人运动起了奠基石的作用。

  淄川地区因工人多来自农村,在矿作业,在家务农,所以很容易把一些进步的思想观念带到农村,并加以传播。从而使农民也受到了马克思主义思想的教育,积极配合工人阶级的斗争。

  二.工农运动轰轰烈烈地开展

  1.工人运动继续开展

  矿业工会淄博部成立后,在工人中逐步发展了部分党员。1924年6月,中共中央派王用章为驻淄博特派员,在淄博矿区发展党组织,领导工人运动。7月,中共淄博支部正式成立,直属中央领导,王用章任书记。1925年夏,中共山东地方执行委员会派孙秀峰、李春荣到淄博,在矿工中发展党的组织,引导建立工人组织。这样,在中共中央和中共山东地执委的领导下,淄川党的组织一方面加强了对建党和工运工作的领导,另一方面加强了对淄博煤矿政治、经济和工人生活、劳动状况的调查,积极开展对矿工的宣传教育。

  “五卅”运动后,工农民众掀起了一股强烈的反帝爱国热潮,淄川的矿工在党的领导下不断开展提高工资,减少工时,反对裁人等一系列斗争,取得节节胜利。淄川矿工的斗争开始由自发的斗争逐步走向有领导有组织的斗争,由破坏机械为主的斗争逐步走向争取权利的斗争。

  2.淄川炭矿工人俱乐部的成立及反裁人斗争

  1925年10月,淄川炭矿工人俱乐部在洪山成立。为了使俱乐部更具公开、灰色的特点,遂推选能为中、日资本家所能接受的钳工把头沈延龄为委员长,铆工卢福坦为副委员长,张凤诩为秘书。俱乐部设秘书、组织、宣传、财政、交通等部门,其宗旨是:团结工友,联络感情,向资本家斗争,为工人谋利益。参加俱乐部的工人达1000多人。俱乐部成立后,以中共淄川支部为领导核心,以工人俱乐部为公开活动阵地,以崭新的姿态登上了斗争舞台,对淄博及山东的工人运动产生了积极影响,在淄川炭矿“失业团”罢工斗争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1925年“五卅”运动爆发后,淄博工人积极响应,投入了反帝爱国斗争。10月,由于直奉军阀战争爆发,胶济路货车大部归给军用,致使鲁大公司储煤难以外运,粮油也难以运进,物价飞涨。为了转嫁危机,鲁大公司的中日资本家将魔爪伸向工人阶级,决定大量裁减里工,同时扩大招收外工,实行“包工制”,以此来加重对矿工的剥削,并企图借裁减里工之机,达到开除俱乐部骨干、扑灭矿区工人斗争烈火之目的。

  1926年2月10日,鲁大公司资本家以“货多卖不出去,卖出去的也收不回钱,营业赔累不小”为借口,即想关闭一部分煤矿,裁掉一部分工人。针对这种情况,中共山东地执委提出几项工作原则,督令淄川努力执行。但由于淄川炭矿工人俱乐部领导人幼稚胆小,未曾执行。结果资本家安然无事地裁掉工人680名,其中有党员24人,俱乐部领导骨干大部在被裁之列,包括俱乐部副委员长卢福坦及骨干黄文、王敬斋等。广大矿工为求生存,纷纷要求组织起来和资本家斗争。

  中共山东地执委对淄博地区的斗争非常重视,派到矿区的刘俊才等人,与中共淄川支部共同组织领导这次矿工斗争。卢福坦、黄文、王敬斋等人按照党组织的指示,召集矿工开会,组织被裁减的工人成立了工人纠察队与乡村宣传队;以工人俱乐部的名义,向淄川县公署、山东省公署、淄川炭矿董事会发了函件,要求恢复被裁工人的工作;印发了《告工友书》、《淄川炭矿工人俱乐部泣告父老书》等,揭露鲁大公司裁人阴谋,教育和号召工人起来斗争,取得了广大工人与社会各界群众的同情、支持与援助。

  3月7日,“失业团”300多名工人到炭矿事务所,提出反对裁人、增加补贴的要求,遭到拒绝。9日晨,“失业团”工人扛着“恢复工作,反对厂主无故裁人,援助失业团”的大字标语,在炭矿南门集会,工人俱乐部负责人讲述裁人经过,号召工人团结起来,反对资本家裁减工人。工人们愤怒的口号声此起彼伏,响彻会场内外。会后,“失业团”工人及家属列队赴公司办公楼前,递交了他们的“要求条件”,第二天又到炭矿南门静坐示威。

  鲁大公司迫于压力,要工人选派代表交涉。工人代表黄文、王诚信、卢福坦向资本家提出三项条件:(1)恢复被裁工人的工作;(2)外地工人发给路费;(3)发给两个月的生活补贴。鲁大公司一方面对工人提出的条件采取拖延战术,另一方面却暗中勾结反动当局进行镇压。鲁大公司国民党山东省政府主席给张宗昌打电话,谎称“工人暴动”,“厂里有赤化党”等,要求派兵弹压。于是,张宗昌指派济南军务公署的参谋金某,会同淄川县当局到炭矿“察看情况”,予以解决,并授予金某“根据需要,可以从张店随时出兵镇压”的权利。

  工人俱乐部秘密得到这一消息,组织“失业团”家属和群众300余人,以“欢迎金参谋来炭矿给工人解决困难”的名义,在路上“拦轿喊冤”,控诉资方裁人、不顾工人死活的图谋。斗争坚持了十多天,鲁大公司被迫答应了工人提出的部分条件。

  淄川炭矿“失业团”的斗争,是“五卅”运动以来,淄川矿区在共产党的直接领导下组织的一次较大规模的斗争,显示了淄川煤矿工人团结战斗的力量,在淄博工运史上是一个重大事件,在全国也产生了重大影响。1926年5月1日,淄川炭矿工人俱乐部派李子珍为代表参加了中华全国总工会第三次全国劳动大会。会上,刘少奇同志在《一年来中国职工运动的发展》报告中,表扬了淄博矿工的斗争精神。

  3.农民运动蓬勃发展

  在开展工人运动同时,农民运动也轰轰烈烈地开展起来。

  1926年3月7日,中共山东省农民运动会议召开,淄川也派代表出席了会议。乘这次会议的东风,淄川的农民运动走向高潮。为了培养农民运动的骨干力量,中共山东地方执行委员会根据中共中央指示选派一批同志到广州参加毛泽东主办的农民运动讲习所学习培训。淄川炭矿工人党员蒋西鲁、王敬斋等参加了这次培训,系统学习了关于农民运动的理论。

是年3月,洪沟农民协会成立,孟俊生任主任委员。同年夏天,洪沟村党支部建立,支部书记孟金山担任了洪沟农民协会主任委员。农民协会建立了一处农民夜校,组织农民学文化,接受革命教育。洪沟农民协会一度搞得轰轰烈烈,会员发展到40余人并佩发“会员证”。

  1926年秋后,孟俊生受淄博矿区党组织的派遣,以省农民协会会员的身份,到淄川东部解庄领导农民运动,很快成立了解庄农民协会,并任协会负责人。

  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革命形势恶化。随着党支部停止活动,农民协会也自行解体。农民协会虽然存在的时间不长,它却利用协会的阵地,启发教育了农民群众,联络团结了农民群众,为后来农民运动和革命斗争的发展奠定了群众基础。

  4.闫康侯与农民自治会

  闫康侯,原名闫宝玉,1908年11月生,淄川太河乡(原博山县)东下册人。1923年在青州省立第十中学读书。1925年“五卅”运动爆发后,全国各界人民纷纷响应,罢课集会,结社游行,揭露帝国主义对中国人民的侵略暴行。闫康侯和他的同学们也组织宣传队下乡宣传,以唤起民众的觉醒。暑假以后,通过校内外频繁的活动,阅读进步书刊,联络共产党员,他逐步提高了觉悟。1925年11月,经商学勤介绍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1927年暑假期间,闫康侯参加了地委在东圣水庄举办的学生党员训练班,学习了党的基本理论和青年运动的情况。1928年3月的一天,博山县第七区党的负责人谭立民找到闫康侯,两人进行了彻夜长谈,交流了各自的斗争经验和切身体会。谭立民深有感触地说:“蒋介石已经彻底背叛革命,仇杀共产党人,所到之处,与地方势力、封建上层人物勾结,狼狈为奸,已经成了新军阀。看来,国民党的军队可能很快即到我省。如果他们来到我们家乡,我们的同志能在当地隐蔽的就隐蔽下来,作些公开合法的工作,如农民协会及文化教育事业等,如不能隐蔽就干脆远离本乡,暂避风险。”受谭立民一席话的启发,也是为了适应斗争形势的需要,闫康侯在本村及邻村联系了几个上层知识分子、回乡学生和稍有文化而在群众中有影响的农民6、7人,发起组织了东下册农民自治会。自治会以举办公益事业,提倡平民教育,提高农民的文化水平为宗旨。他们一面在附近几个村宣传自治会宗旨,一面脚踏实地为农民做好事。首先在东下册村成立了农民夜校,教农民识字、唱歌,发动农民整修被大雨冲毁的道路。还组织起“烟柳宅”阅书社,集资购买一些日用通俗书画和进步书刊。

  自治会的所作所为,符合农民的利益,受到了附近乡村农民的赞许,有几个村也相继组织成立了农民自治会。1928年5月,国民党军队来到淄博一带,他们仇视农民自治会,竭力破坏自治会的活动。为了遮敌耳目,使该会在“合法”条件下继续保持下去,农民自治会改为农民协会。6月,东下册村召开了农民协会正式成立大会,负责人仍是闫康侯。农民协会成立后,首先改革东下册集市上的官斗、官秤。所谓官斗、官秤是当时豪绅为盘剥农民的劳动果实,以官府名义设立的。农民在集市上卖粮卖物时,价格商定好之后,必须经官斗、官秤重新计量后才能成立。卖粮时必须多一、二斤才能卖出一斗,农民备受剥削,敢怒不敢言。官斗、官秤宣布改革后,大受农民欢迎。国民党县党部对此事表面上赞许,实则害怕。怕协会开展的活动与已不利,便把农协领导人闫康侯调离本区到县农协任监察委员,之后又调其到县教育局任教育委员。此时,闫康侯才体会到谭立民所说的“做些公开合法的工作”只是自欺欺人的幻想,是陈独秀合法主义、投降主义政策的表现。

  东下册农民自治会及协会,成立于党的八七会议胜利召开、毛泽东领导的秋收起义大获全胜之际,体现了农民阶级的力量,抑制了地方豪强势力对农民的压迫,为农民办了许多好事,有力地配合了煤矿工人运动的开展。

  三.风起云涌的工农运动

  1 .组建矿工工会

  1926年,淄川炭矿工人反裁人斗争取得重大胜利后,淄博煤矿工人运动日趋高涨。1928年,中共山东地方执行委员会集中力量在淄博矿区发展党的组织,开展职工运动,曾先后派丁君羊、张洛书、李英杰、宋耀庭等人到矿区协助开展工作。当时正值日军和国民党严密统治时期,他们和矿区的党员紧密团结,克服一切艰难险阻,使得淄博矿区党组织在1927年至1928年上半年有了较大的发展。李英杰、张洛书依靠张德水、车锡贵、刘洪庆、蒲文泉等工人骨干,深入工人聚居的北工场、东工场、南工场和矿区附近的解庄、杨家庄、梁家庄、车家庄、寨里、双沟、华坞等农村,以矿区为中心积极开展工会筹建工作。先后在各井成立以20人为一小组,100人为一大组的基层组织,为组建矿工工会组织作好了充分的准备工作。

  1928年1月25日至26日,在党组织的领导下,百余名工人在沈马庄龙王庙上隆重集会,领导者及工人代表慷慨陈词,痛诉自己牛马不如的生活,揭露资本家对工人的残酷剥削,提出增加工资改善待遇,反对包工把头剥削等要求,他们散发《中国共产党十大要求》的传单。会后,工人们打着“工人联合会”的大旗游行,并在各处张贴标语。沈马庄集会扩大了党和工会的影响,为淄川炭矿工会的成立打下了基础。

  1928年5月,“淄川炭矿工会”成立大会在洪山镇余盛街召开,工会的领导机构是“淄川炭矿工会执行委员会”,委员长是蒲文泉,副委员长是韩长甫。工会同时成立了工人纠察队,会后各矿井也分别成立了工会支部和工人纠察分队。工人、群众踊跃加入工会,一时间,工会领导的群众达到千余人。炭矿工会的及时成立,顺应了当时的斗争形势,使广大工人群众更好地团结在一起,壮大了斗争力量。

  2.南庙大罢工

  淄川炭矿工会的成立,引起了淄川县反动政府和鲁大公司中日资本家的惊恐,他们千方百计地进行破坏,策动工会所在地洪山的反动势力,以收回房子为名驱散工会。1928年6月,工会被迫迁到洪山镇铁路以东的马棚里,结果又遭到他们的堵截,工会不得不转移到马家庄南庙办公。这时,淄川炭矿又传出裁人的消息。一连串的事件,使矿工们再也按捺不住心头的怒火,纷纷要求立即罢工进行反抗。在此情况下,矿区党组织通过工会,公开领导工人进行罢工斗争。

  6月21日,中共淄张县委书记张洛书和李英杰等,召集工会委员在马家庄南庙开会研究了罢工问题。22日下午,在淄川城东门外的树林里召开了200多人参加的工运积极分子会议,李英杰、蒲文泉进行了发动,并一致通过决议,定于25日在南庙举行罢工大会,宣布罢工。会上推选车锡贵、蒲文泉等为代表,向新任淄川县长陈学海申诉罢工理由;各个工会支部也选出代表,组成罢工组织委员会。22日、23日,代表分别在各煤井串联发动群众。

  为了更广泛地发动群众,争取社会的同情、支持,24日,淄川炭矿工会发表了《罢工宣言》,阐明罢工的目的,揭露中日资本家对矿工的残酷剥削,诉说矿工的困苦生活,指出:“以前屡次裁人,我们因为团结不力,更无代表工人的工会,不得不忍痛一割,甘心而忍受了。我们经过屡次的碎割,我们已具有相当的觉悟与决心了,知非团结不足以解除此种的痛苦。”“现在日本人在胶济沿线20里以内横行霸道,各地难民接踵在道,民命待援,外交束手,丧权辱国莫此为甚,不料公司在此民生凋敞之秋,竞置公理于不顾,决定将我们裁减数千,使我们流为难民,全家老小,就此分离,是可忍孰不可忍!”最后宣布:“本会应全体工友之请求,定于本月初八实行大罢工,誓死力争,非达目的不止”,呼吁各界予以支持。体现了工会的坚强斗志和决心。当天,他们向鲁大公司写信提出了要求增加工资,反对裁减和虐待工人,改善因工致伤、致残工友及致死工友家属的待遇等22项条件。

  对工会提出的要求和条件,炭矿资本家拒不答复。于是,淄博煤矿第一次规模宏大的罢工开始了。25日拂晓,工人积极分子利用工人上下班时间,在矿井附近张贴标语,散发传单。工人纠察队员监视包工头,不准其强迫工人上班。在工会宣传组织下,淄川炭矿及所属的十里庄、南旺、大昆仑分矿的4000多工人实行罢工。当班的700多工人按工会事前的部署,高举标语旗帜,齐集在淄川炭矿南马家庄的南庙举行罢工大会。会上有20余名工人代表先后发表演讲,痛斥资本家剥削工人的罪恶行径,强烈要求资方全部答应罢工条件,不达目的决不复工。

  面对此情此景,中日资本家如坐针毡,立即派日军松田中队前往镇压,日军荷枪实弹包围了会场。可工人们没有被吓倒,他们毫不畏惧地同敌人展开了英勇搏斗。工人纠察队董仲义用镢柄打倒一个敌兵,夺了他的机枪。工会武装委员李成孝用脚踢倒另一个敌兵,夺了他的步枪,另两个纠察队员也夺了两只枪。同时为保卫会场,保证罢工的顺利进行,愤怒的罢工群众组成一道不可摧的人墙,使日军望而生畏,不敢靠前。日军只好又增派部队到罢工会场和各路口抓人,抓走了罢工领导人车锡贵、李成孝、王聿信等9人。虽然如此,工人们仍然团结一致,坚持斗争。中日资本家见强行阻挠不成,便开始软攻。下午2点多钟,淄川县长陈学海,公安局长蒋野章,商务总会会长王福斋、副会长王学增,在中日资本家的授意下,以伪装调解来到罢工会场。陈公海假惺惺地向工人表示同情,说了许多好听的话,让工人先上班,说三天之内答复条件。工人们早已看穿了他们的虚伪伎俩,强烈要求他们答应提出的条件,释放被捕工人。陈学海等被迫答应回去与日方交涉,狼狈离去。

为了减少不必要的损失,张洛书等人商量决定,将罢工队伍化整为零,工人回各矿井坚持斗争。工会执行委员也分到各煤井做工作,强调不放回被捕工人,没有工会执行委员会的命令,决不复工。被捕的9名工人面对当局的关押审讯,也进行了坚决的斗争。

  罢工后,日军驻博山领事馆淄川派出所巡查部长樱井三郎急忙向日本驻博山的外部主任佐佐木高义报告了罢工情况。佐佐木于26日急赴淄川,联合国民党淄川县政府镇压。同一天,日本驻青岛总领事藤田与陆军方面也积极策划了一系列镇压工人的对策,并连夜派遣陆军中佐矶县和领事河相到炭矿,配合中日资本家采用暴力和饥饿等手段对付罢工工人。国民党淄川县长陈学海等人为了控制工人运动,取得日本帝国主义的欢心,伪装仲裁人,极力笼络工人、欺骗工人复工。几天过去了,炭矿资本家既没有放回被捕工人,也没有给工人增加工资。张洛书和工会干部根据省委指示,一方面在工人中进行宣传,揭露国民党淄川县政府与资本家相互勾结、出卖工人的伪善面孔;一方面继续千方百计营救被捕工友,要求增加工资。经过斗争,中日资本家害怕激怒工人,再次引起罢工,终于被迫先后两次释放了被捕工人,答应了工人提出的主要条件。罢工斗争基本取得了胜利。

  南庙大罢工,是淄川矿区声势最大的一次罢工斗争,充分显示了共产党领导下的工人阶级的伟大力量。通过这次罢工斗争,使广大工人进一步认识到国民党对内欺骗工人、对外投靠帝国主义的反动实质。同时,对淄博地区其他行业的工人斗争产生了重大影响,也为矿区以后的斗争提供了经验,积累了革命力量。

  3.痛打日本监工伊藤

  日本统治时期,日本财阀大仓腾田组在淄川北部开办了华坞煤井,1929年时,矿上有700多工人,井下劳动条件恶劣,日本监工、把头对工人摧残厉害,伤亡事故不断发生。矿工中流传着这样一首歌谣:“华坞岭,老虎井,早上活着去,晚上起了灵。”

  华坞矿有个日本监工叫伊藤,这家伙阴险毒辣,蛮不讲理,对工人张口就骂,举手就打,矿工们对他恨之入骨。一天,一位老工人在炭堆边啃窝头,不料被伊藤看见。老工人连忙惊慌失措地收干粮,可伊藤的钉锤杆子早已应声而至。“啊呀----”老工人的惨叫声,惹怒了正在干活的矿工。几个青年矿工抄起了工具就向伊藤冲来,伊藤见事不妙,“刷”地抽出“王八盒子”手枪,眼看一场冲突就要发生。“好汉不吃眼前亏”,工人刘守礼向工人们一使眼色,一挥手说:“干活去吧。”晚上,工人们凑到刘守礼家,想出了一条整治伊藤的计策。

  一天早晨9点钟,伊藤像往常一样腆着大肚子来到了井口,骂骂咧咧,遇上工人动辄就打,人们都忍着不作声。等他走进罐笼,把钩工人立刻给井下送了三个信号“当当当”,意思是:伊藤下井了!“准备”!刘守礼一声招呼,工人们在井底大门边隐蔽好。罐笼停止后,伊藤刚走出来立足未稳之际,刘守礼一个扫膛腿把他摔倒在地,并顺势骑在他身上。曹风章立刻用一块风筒布将伊藤的头包住,白三、许光明等几个工人,用铁路镢子照着他的小腿和臀部猛打了一阵,只打得这家伙杀猪般嚎叫,不一会就动弹不得。刘守礼说:“不要打了,打死了还不行。”随即,他用一根铁钉忍痛在自己脸上划了几下,把淌出来的血抹了抹,就叫工友们分别把他和伊藤抬到了公事房。公事房负责人是日本人山下,见此情景急忙问出了什么事,曹风章走向前说:“伊藤把我们的人打坏了,这家伙不把我们当人看,我们坚决要求赶快把他调走!”工人们齐声附合:“不把伊藤调走,我们坚决不干了。”山下被这阵势震住了,又看到刘守礼满脸是血,躺在那里直哼哼,他怕工人为此事而罢工,不好收拾,只好向工人们道歉,并拿出50元钱作为刘守礼的医药费。后来,伊藤被撤职,调离矿井。

  4.周曰坡和韩子栋领导工人坚持斗争

  周曰坡,浙江省上虞县五福镇玉碗庄人,受过高等教育,曾在国民党军阀张发奎部当过营长,1928年5月随国民党北阀军来到山东,被任命为淄川县洪山公安分局长。这时正值“五·三”惨案,日军借口“护侨”,在山东铁路沿线和重要口岸派出重兵,不准20华里以内驻中国军队和政府机构,淄川国民党县政府被迫迁往西山里马棚村,周曰波随县长陈学海也撤往那里,改任磁村公安分驻所所长,直到入秋,日军撤出淄川,他们才又回到洪山。

  周曰坡身为国民党洪山公安分局长,却支持工人的斗争。1928年6月,南庙大罢工时,周曰坡奉命镇压工人运动,但他目睹了广大工人因深受剥削压榨所造成的困苦惨状,资本家和把头不把工人当人,工人的遭遇还不及他们喂养的骡马等等,转而支持工人的斗争,支持工会的活动,并帮助工会解决办公用房。这一切遭到洪山工商会会长马振标、商团副团长李连升的反对。他们向鲁大公司和淄川县政府告周曰坡的状,并派商团强行封锁了工会办公室,把工会办公用具摔碎扔到大街上,工会大牌被砸,大门也给堵了起来。而周曰坡却反其道而行之,他默许工人的罢工会议,日军包围会场抓捕工人时,他对工人多方保护,向矿警交涉放释放被捕人员,并坚决表示:“我与工人一块进去,工人不出来,我也不出来。” 周曰坡为了继续支持洪山工人的斗争,公然辞掉公职,和国民党员顾炽、刘明月等组织工人在洪山四马路成立了“淄川矿业工会筹备委员会”,他被选为执行委员,专职工会工作,领导淄川煤矿工人向中日资本家开展增加抚恤金和提高工资待遇的斗争。要求增加工资,改善工人待遇;减少工人工作时间,实行三八制;工伤期间照发工资,住院治疗,饭要管饱;不准打骂工人;增加福利设施等。还提出了打倒帝国主义,打倒军阀官僚,打倒土豪劣绅等战斗口号。并经常组织工人集会,成立工人纠察队,发动工人为谋自身利益而斗争。

  1929年6月,华坞、南旺两个矿井,因冒顶、跑车事故造成5人死亡,矿方想对死者支付每人40元抚恤金了事,周曰坡便领导工人向矿方开展了争取提高抚恤费和工资,改善待遇的斗争。经过持续40天的斗争,矿方被迫将抚恤费提高到200元,斗争取得了胜利。

  韩子栋,原名韩国桢,是长篇小说《红岩》的主要人物之一“华子良”的原型。他是山东阳谷县人,1908年生,1932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曾被国民党逮捕,关押在“渣滓洞”多年,逃出监狱后至文革前曾任中共贵州省贵阳市委书记。1928年受国民党山东省党部委派到淄博担任淄川县国民党部筹备委员,负责组织淄博矿区工会。他到淄川后即了解到周曰坡已在煤矿工人中组织工会,就主动找周联系,当时韩问周:“你为什么有官不做,反要搞工会?”周说:“我立志要帮助工人解除痛苦!”韩在和工人接触中听工人反映周“是个很好的人,对矿方和工人的情况都很熟,对工人的遭遇很同情,敢于替工人说话,是一个有正义感的人。”于是两人关系密切,友谊加深,遇事互相商量。有些不便出面的重要事情,韩都委周去办。他们先后领导工人进行了反对压迫工人、提高工人待遇,反对克扣工资、提高工人地位的斗争,都取得了胜利,鼓舞了工人的斗争士气,工人感到有了靠山,腰杆挺起来了。

  韩子栋与周曰坡趁此大好形势,积极引导工人向更高的斗争目标前进。他们和工人酝酿决定向矿方提出取消包工制,实行八小时工作制的要求。对此,工人们热烈拥护。韩子栋便以淄博特区工会筹备委员会的名义向矿方正式提出,遭到矿方的坚决拒绝。在此形势下,一方面由周曰坡进一步深入群众,发动工人准备组织全矿罢工;一方面由韩子栋立即与津浦铁路、胶济铁路联系,成立地下联合工会,必要时,铁路工会罢工,切断交通,支援淄川煤矿工人罢工斗争。正当工人们照此计划准备展开斗争的时候,1930年春节前的一天,济南来急电,要韩子栋立即回济。韩子栋深知国民党派他来淄川的目的是组织黄色工会,欺骗工人,出卖工人利益,而他的所作所为则恰恰相反,估计国民党要对自己下毒手了。随即离开淄川逃往北平,参加了共产党领导的地下斗争,于1934年被国民党逮捕。

  韩子栋走后,周曰坡继续领导工人坚持斗争,并取得了取消包工柜实行代表制等的胜利,他的革命行动触怒了中日资本家和国民党新军阀,于1930年10被国民党逮捕,同年遭到杀害。

  5.淄川工农民众为配合抗战而英勇斗争

  1931年,“九一八”事变之后,日军开始对中国进行不间断的侵略,全国各界群众同时开始了不间断的反侵略斗争。1937年“七七”事变爆发后,日军更以灭亡中国作为其罪恶目的。为了保家卫国,争取民主和自由的权利,淄川的工农民众在党组织的领导下,纷纷成立各种抗日救国团体,进行一系列英勇不屈的斗争。

  1938年7月,淄博矿区工会武装部在三支队八团一营的掩护下,先后两次夜袭鲁大公司淄川炭矿南工厂。驻地日军惊慌失措,紧闭四门,从碉堡里盲目射击。工会武装部乘机在矿区周围张贴、散发标语和传单。在这两次袭击之后,有300多名矿工离开敌矿厂,参加了八路军游击队。

  1939年5月16日,淄川工会武装发动500多名工人,夜间将敌人刚架好的南定至罗家庄15里长的电线全部割掉,砍断全部电杆,使驻罗家庄的日伪军惶惶不可终日。

  31日,日军为“扫荡”鲁中抗日根据地,从张店、淄川等据点纠集千余人,路经淄河流域,向沂蒙山区进犯。当其10人的侦察小队行至西崖头村时,被我四支队新一营王文训排截击,激战20分钟,两名日军毙命,余者负伤而逃。这是在淄河流域我军第一次与日军作战并获胜利。6月1日,敌人继续南侵,在长秋村南再次被我一营伏击。当敌人行至西石庄河滩时,又被“天门会”阻击。战斗中,“天门会”道长刘奉山及大部分道徒英勇捐躯。

  淄川工农民众抗击日军的不屈不挠的斗争,大灭了日军的嚣张气焰。

  6.淄川工农民众积极支援人民解放战争,为争取全国胜利而斗争

  1945年12月,毛泽东指出,新解放区“群众工作的内容,是发动人民进行清算汉奸的斗争,是减租和增加工资运动,是生产运动。应当在这些斗争中,组织各种群众团体,建立党的核心,建立群众的武装和人民的政权,把群众斗争从经济斗争迅速提高到政治斗争,参加根据地的建设。”根据这一指示精神,淄川县各级党组织立即在全县范围内开展了以工人、贫雇农为核心,团结中农,向恶霸地主、汉奸、匪特和资本家、大把头等讨还血债、倾吐苦水的反奸诉苦清算斗争。

1946年1月,洪山煤矿和淄川县党组织,在洪山镇沈马庄召开了反奸诉苦动员大会。会后,首先清算斗争了汉奸、大包柜头子李文成,数千名工人和贫苦农民,愤怒地控诉了李文成对外卖国求荣,对内剥削工人的罪行,打开他的粮仓,把大批的粮食、衣物分给群众。5月,淄川县委又召开了万人反奸诉苦大会,清算斗争大包工柜头黄其芳的罪行。会后,工人群众高举旗帜,高呼“保卫胜利果实”等口号,举行游行示威。同一时期,还在西河煤矿召开了有3000多人参加的反奸诉苦大会,斗争了原悦升煤矿经理张笑文。30多名工人先后登台,以大量活生生的事实控诉了资本家残酷压榨工人的罪行。会后,把张笑文匿藏的数百万元兑换成北海币发给工人。

  这次反奸诉苦,斗争了20多名罪大恶极的资本家、汉奸、包工柜头。通过斗争,激发了广大工人农民对国民党反动派和资本家的仇恨,提高了阶级觉悟,坚定了必胜的信念。

  为支援解放战争,淄川工农民众还以饱满的劳动热情和高昂的革命干劲从事军工生产,开展生产立功运动,为全国的解放作出了重要贡献。

  四.工农运动的经验教训

  淄川的工农群众在长期的对敌斗争中,积累了丰富的经验,也换取了许多教训。

  1 .工人运动由自发的斗争转为有组织有领导的斗争,党的领导是胜利的保证

  淄川炭矿工人自诞生之日起,就与反动统治阶级展开了顽强的斗争。最初,矿工的组织是原始的,还带有一定程度的帮会结伙形式,斗争多是自发的,如怠工、逃跑、哄班、破坏机器、制造事故等原始斗争形式,因此是“原始的职工运动”。1919年,以淄川炭矿机器工人许鸿宾为首,发起成立了“淄川炭矿工人机器图算学校”,提高了工人的技术文化水平,同时启发矿工们认识到自觉组织起来的必要性。1921年,淄川炭矿职员、工人又发起成立了“淄川炭矿工人补习学校”。工人自己创办业余学校,是淄川炭矿工人运动的一个进步,它标志着矿工运动已经从原始“结帮结伙”的斗争形式逐步走向求思想文化解放的阶段。

  与此同时,矿工们面对帝国主义、封建势力和矿业资本家的统治压迫,自发运用各种方式进行反抗斗争。这些斗争,在一定程度上打击了资本家的统治,显示了工人阶级的战斗力量。但由于他们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资产阶级的认识处于感性认识阶段,对无产阶级自己的历史使命缺乏认识。所以,他们所进行的斗争是零星的、自我的,很难从根本上改变自己的社会地位。

  只有在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下,淄川炭矿工人才完成了由“自在阶级”到“自为阶级”的转变。工人阶级的斗争由单纯的反裁人、反减资、提高待遇的经济斗争转变为反帝反封建的政治斗争。无论反裁人斗争还是南庙大罢工,都取得了节节胜利。

  历史证明,什么时候党组织加强了领导,革命就能坚持、发展、胜利,否则就要遭受挫折和失败。

  2.加强工农联盟,走工农相结合的道路

  淄川矿工和农民在地域上,血缘上都有极为密切的关系,这使得工农只有结成同盟,才能使斗争顺利开展。淄博矿区革命斗争的各个历史时期,农村和农民都为党的斗争提供了可靠的掩护阵地,矿区附近农村是武装斗争最广阔、最巩固的大后方。工人的每一个胜利,都离不开农民的参与和支持,没有工农联盟,便没有革命斗争的胜利。

革命的知识分子,要“脱下长衫”到工农中去,了解工农,发动工农,支持工农运动。同时,学习工农,提高自己,走与工农相结合的道路,才能最大限度的施展才能,夺取革命的最后胜利。

打印此文】【关闭窗口
站内搜索
 
相关内容
淄川县的土改运动
淄川人民踊跃参军支前
淄川的地方武装斗争
淄川县民主政权的建立与发展
中共淄川县委的建立
中共淄川党组织在艰难曲折中发展...
淄川地区早期党组织的建立
“太河惨案”简介
南庙大罢工
马鞍山保卫战
 
淄川党史版权所有 主办:中共淄川区委办公室 淄川区党史研究中心
Copyright © 2015 by www.zcds.gov.cn. all rights reserved
电话:0533-5183966 信 箱:zcdsb@sina.com
鲁ICP备17004114号-1 技术支持:金石工作室